愛國

信報, 11 April 2008
左派愛國人士對李柱銘的攻擊有欠公允
練乙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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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派及愛國陣營喜歡罵李柱銘是「漢奸」、「賣國賊」，有欠公道，這點早有論者指出，原因當然是中共自身從起家第一天到立國之後，很大程度依賴蘇俄領導及其人力物力支援，就是直到今天，黨國最高領導人還是稱幾位西方共產主義運動之父為「老祖宗」。中共這一切言行，在在說明它本身並不反對「裏通外國」，只要對它有好處，它是隨時願意接受外國領導、按照外國指示進行政治和武裝活動的，唯其如此，中共的革命才能成功，新中國才得以建立。以此比照李柱銘到外國呼籲支持香港民主運動，後者簡直是小巫見大巫。左派愛國人士對李的攻擊，是對自己歷史的選擇性失憶。
筆者花了一些時間搜集有關歷史資料，今天選擇一部分與左派愛國人士重溫一下，希望大家有所反省。為了取信主要讀者，這批資料，全部來自國內或蘇俄，一些是內地學者研究所得、另一些則是九八年莫斯科前蘇共歷史檔案解封後披露出來的，都很有價值。
下面按歷史時間順序，列出中共與蘇俄及其指揮的「第三（共產）國際」的關係中的若干大事：　　
一、中共創黨初期：一九二一年七月，中共召開第一屆創黨大會，決議文中首度提出「聯合第三國際」；翌年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，通過了《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》，成為共產國際的「中國支部」。這一決議，非同小可。去年九月，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姚金果撰文指出：「中共加入共產國際同時，也就接受了《第三國際的加入條件》，其中包括（一）共產國際與各國共產黨之間是上級與下級，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；（二）共產國際對各國共黨的指示必須得到執行；（三）共產國際有權將違反紀律的政黨、團體和個人開除；（四）共產國際派往各國的代表有權監督各國共產黨的工作。」這種關係，今天看來，無疑駭人聽聞，但中共始終甘之如飴。姚金果續說：「通過加入共產國際，中國共產黨得到了聯共悉心指導和大力幫助；可以說，中國共產黨探索的每一個步伐，幾乎都伴隨著共產國際的足跡，中國共產黨書寫的每一頁歷史，幾乎都有共產國際的烙印。試想，如果中共當時拒絕加入共產國際，那麼它有可能被反動勢力消滅，被國民黨吞併，或者因內部矛盾而分裂。如果沒有加入共產國際，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的今天。」（註一）。中、蘇共六十年代反目成仇，中共罵蘇共以「老子黨」自居，如今回味當年歷史，「父子之情」卻又油然而生！
二、「大革命時期」的上海工人武裝起義：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二七年三月，上海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先後發動三次武裝起義。長期以來，人們不知領導後面的推手是誰；莫斯科檔案提供了答案。上海師範大學徐剛撰文指出：「（共產國際特派員）維京斯基確定借助浙江省省長夏超起義（宣布獨立），提出『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眾暴動不可』；中共中央遂決定組織上海聯合暴動。」可惜，這次起義失敗了。接下來的第二次暴動，又失敗了；第三次暴動，配合了當時由國民黨領導的北伐軍進入上海，卻成功了。徐剛續說：「上海工人暴動成功後，共產國際和蘇聯作了大量的宣傳報道。三月二十二曰《真理報》頭版（標題說）『上海是我們的了』。上海特別市市民政府成立了，可以說是圓了共產國際的夢。上海工人連續舉行的三次武裝暴動，是得到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和具體幫助的，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，中共領導的暴動決策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進行的。」（註二）
三、一九二七年的「秋收起義」：與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幾乎同時發生，有湖南、江西一帶的「南昌暴動」和「秋收起義」，前者失敗而後者成功了。黨史說，起義是毛澤東、朱德、周恩來領導的。湖南省瀏陽市文物管理局的何春平指出：「南昌暴動得不到共產國際的支持，相反，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羅明那茲幫助中共起草了《最近農民鬥爭決議案》，為「秋收起義」的具體實施提供了前提條件。共產國際還專門派出代表馬也爾來長沙，具體幫助湖南省委發動起義。」（註三）　　
讀者有必要知道，當時蘇俄對中國有領土野心，根本不懷好意。一九二一年六月，也就是中共一大召開之前一個月，蘇俄未經中國政府允許，派軍進入當時仍為我國領土的外蒙古，與前沙俄支持成立的「蒙古自治政府」簽訂《俄蒙條約》，承認其獨立權利，外蒙古從此脫離中國版圖。蘇俄此舉，比今天西方各國的行徑壞多了，但中共還是在一年之後甘心成為蘇共在中國的一個支部。（註四）　　
四、抗戰時期：此期間，中共與蘇共一度失去正常交通管道，後來還因斯大林為了與西方國家聯手對付德國，解散了第三國際，中共幾乎失去後盾。儘管如此，由於有中共中委伍修權在新疆、甘肅一帶成立了與第三國際交通線，及時爭取到一些軍事物資和情報，運往延安；此交通線亦是中共高級幹部往返中、俄之間的安全通道，周恩來當年受傷到蘇俄醫治，便是由此線往返。（註五）　　
五、建國之初：二次大戰之後，駐在中國東北威海衛和長春鐵路線上的蘇軍賴著不走，四九年解放後，毛澤東即往蘇京見斯大林，二人於十二月十六日的一段對話，亦在莫斯科檔案中曝光。斯：「我們表面上（遵守雅爾塔協定）維持蘇軍駐守威海衛，事實上可由中國政府提出要求撤軍。長春鐵路駐軍也一樣處理。中國同志不滿意的話，可提異議。」毛：「我們對目前的威海衛和長春鐵路駐軍狀況是滿意的，駐軍符合中國利益；不要修改雅爾塔協定的駐軍條款了，威海衛等地撤軍事不急。」毛真是心領神會。然後二人就談中國向蘇俄借款三億美元的事，斯氏欣然同意。（註六）　　近年中共領導人對馬、列的提法包括鄧小平尊稱馬、列為「老祖宗」（註七）；胡錦濤去年在中央黨校重要講話中亦重複：「我們說老祖宗不能丟，就是馬克思主義不能丟，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和世界觀不能丟。」可見從思想上看，中共至今仍然是一個「外來政權」！
筆者並不完全反對中共當年接受蘇俄領導和援助，因為有些行為是有益於中國反帝、反封建的。同理，中國今天仍有很多人權問題難以解決，個別人士在國際上找尋聲援，只要沒有違反法律，都應該受到保護和尊重；提出反對或批評當然可以，但動不動就罵「漢奸」、「賣國賊」，就不僅有欠公允，而且是「數典忘祖」，雙重標準了。左派愛國人士，是不是都應該反省一下呢？

註：（一）《上海黨史與黨建》二○○七年九月號姚金果文章〈充分認識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的意義〉；（二）《上海黨史與黨建》二○○一年九月號徐剛文章〈共產國際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〉；（三）《湘潭師範學院學報》二○○七年五月號何春平文章〈論秋收起義與南昌起義之區別〉；（四）《史學月刊》二○○四年二月號河北大學劉敬忠文章〈蘇俄佔領外蒙古及對華外交活動〉；（五）《蘭州學刊》二○○○年五月號龔成瑾文章〈伍修權與第三國際交通線〉；（六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研究所「冷戰國際歷史計劃」資料；（七）《鄧小平文選》第三卷369頁。